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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保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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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父亲的话,袁克定想了一下,“可是,大家就是异口同声地不认可呀?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把这些人全换了,都换成汉人,照样还是会有人反对。”袁世凯摇了摇头。

“那这究竟是为什么?”袁克定又问。

“有句话怎么说了,对了,众口难调,人多事多。还得看谁主事。要是老佛爷那个时候,不搞责任内阁,谁敢说什么?载沣这黄毛小儿,差远了。”

说到这里,袁世凯脸上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

“有人偷着和我说,责任内阁有您就好了。”

袁世凯旴了一声,走到门口看了一下,“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你可不准跟着瞎掺和!”袁世凯正色道。

“这您尽管放心,我傻呀?”袁克定回答。

袁克定这一次回来,发现父亲有了很明显地变化,和外边的人联系的多了。家里还按了电报,经常听到电报房里传出滴滴答答地声音。

他心里不由得想:自己的这个老爹,是不是耐不住寂寞了?

但是,父亲闭口不说,他也不好去问。

国会请愿活动余音未消,皇族内阁的抗议声未绝耳,又暴发了保路运动。

晚清末期,腐败已经成风,官员腐败,民间也同样腐败。

晚清新政时,为发展铁路建设,鼓励民间资本投资修建铁路。

到一九一零年,全国已经涌现出十七个私营铁路公司。

这些私营公司也深受腐败之害,或集资不到位,或因贪腐导致瘫痪,或修筑铁路款被挪做它用,十七家铁路公司竟无一家建成铁路。

鉴于此情况,原来极力主张铁路商办的张之洞、杨度、盛宣怀等人都改变了观点,主张铁路国有。

国家没有钱,可以和外国银行借贷。

责任内阁,也就是被称做皇家内阁的这一意见被清廷所采纳。

一九一一年五月九日,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国有的决定:“国家必得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从前规划未善……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帐甚巨,参追无着,湘鄂则设局多年,徒资坐耗。……

“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以前各省份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枝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

我们勿需讨论铁路国有还是商办或民办好,也不去讨论责任内阁和清廷这铁路国有的想法和做法是对还是不对。

问题是,那么多人集资了那么多钱修筑和正准备修筑的铁路,朝廷做一个决定说一句“铁路国有”,就可以了吗?

我们说过了,几何公理触犯了个人的利益也要遭到人们的反对,一个铁路国有,触及到多少人的利益呀。

特别是四川,有很大的一部分资金来自普通的农民。

每个农民的钱或许不多,但那是贫苦的农民从嘴里吃的、身上穿的里边,好不容易省出来的。

本指望投资修建铁路能赚些钱,现在倒好,一下子国有了,这涉及的可是千家万户呀!

清廷的这些决策者们,可能没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已经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权至高无上,皇帝说什么是什么的时候了。更不是白居易写《卖炭翁》的那个时候。

一劳作者辛辛苦苦在南山烧一车炭,拉到集市上去卖。

“心忧炭贱愿天寒,可怜身上衣正单”,一家人靠这一车炭换成钱,去买“身上衣服口中食”。可皇宫来几个人,无偿就把这一车炭征用了,只是把一块红绸布挂在拉车的牛头上。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正常商品交换的前提是买卖双方的平等,也就是说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专制是不可能相容的。

时代已经变了,已经进入准备立宪的历史阶段,已经有了资政院,各省也都有了咨议局。把修铁路从商办变成国有,是需要走一定的流程的,但清廷没有拿自己规定议事流程当回事。

对于民间先期的投入,清廷那边也是尽了很大的努力做出相应的补偿。

对于这些补偿,我们不去讨论合理还是不合理。国家的钱,归根结底也是大家的,所谓取之于民,不是统治者自家的财产。

问题是,这样的事你和被赔偿方商量了吗?没有。

还有,和外国的银行借钱修铁路,我们现在叫做引进外资,这无论如何应该是好事;但这也有个认识的过程。

如果被解读成用外国人的钱修铁路,铁路就是外国人的,这借钱的行为就被视做是卖国了,这又会引发爱国情绪。

于是,这所有的事情加到一起,就酿成了这场铁路风潮。

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人民,一九一一年五月十四日,长沙举行了万人群众聚会。接着又举行了长沙至株洲的万人铁路工人的示威,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叫租税以示抗议。

在湖南的带动下,湖北、广东等地也积极行动起来。保路运动很快发展成为武装起义。

保路运动,也叫铁路风潮,声势最大,事态最严重的是四川。

一九一一年六月一日,为了偿还在上海橡胶股票风暴中向列强的借歀,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向四川总督王人文发出电报,告以度支部决定的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对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金。

如川人定要筹还现款,则必借洋债,并将以川省财政收入做抵。

王人文原以为政.府只收路而不收款,至此方知是路款皆收。他收到电报后,知此电文一传出,全省必定大乱,于是便把电文压下。

盛宣怀、端方又致电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询问是否见到电报,李即致电成都总公司索阅,总公司转询督署。

王人文便只得抄示公司,电文公开,全省舆论大哗。同时,端方、盛宣怀等又迭催王人文派员清查铁路公司各地帐目,以便接收,查帐员遭拒。

十三日,四国借款合同寄到成都,罗纶起草文章,逐条批驳,并联合二千四百余人请求王人文代奏朝廷。邓孝可也勃然大怒。他以《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为题著文,痛骂“盛大臣卖国奴”。

罗纶,字梓卿,又字梓青,原名晋才,字康候,四川西充人。清末四川省咨议局副议长,立宪派人士,四川保路运动主要领导人。

邓孝可,字慕鲁,四川奉节人。一九零三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在日本留学期间及归国以后,邓氏长期从事于立宪政治活动。辛亥四川保路运动时期,他出任四川保路同志会文牍部长,主办《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对于四川保路运动的发展,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铁路公司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不等通过特别股东会,连夜即发通知,翌日即宣布成立。

成都岳府街上水泄不通。成立大会开始后,罗纶、邓孝可、刘声元等相继演说,声泪俱下。

刘声元,字立青,号凤书,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人。实业家、四川保路运动领袖之一,后为佛教僧人。

罗纶登坛,向满场一揖,开口便说:“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大哭,顿时满场号啕,连在场的警察也在哭。哭声长达二三十分钟。

随后罗纶一拳砸在桌上,吼道:“我们要誓死反对!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台下同呼“赞成!”保路同志会就此成立,会长举蒲殿俊,副会长举罗纶。下分四股办事,为总务股、文书股、交际股、游说股。

蒲殿俊,四川广安人,辛亥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一九零四年参加殿试,中进士,被授职主事,一九零五年公派日本留学。一九零九年蜀人公推蒲殿俊任四川咨议局议长,同年八月北京成立全国咨议局联合会,蒲殿俊被选为联合会副主席。一九一零年创办四川咨议局机关报《蜀报》,提倡民权。

大会临时动议,与会人员全体到总督衙门向王人文请愿,要求代奏。王人文出见群众表示同情,说只要于国计民生有关休戚的事,他无论怎样也应当据理力争。

十七日,王人文致电内阁:“本日未前,各团体集公司开会,到者约二千余人,演说合同与国家存亡之关系,哭声动地,……惟哀痛迫切之状,实异寻常”。

朝廷未作理会,也没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川的局势则越发严峻,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保路运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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