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创办实业。
袁世凯的前任李鸿章是著名的洋务派，他在办实业方面肯定是可以大书特书的，但和袁世凯比，恐怕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讲到袁世凯在直隶办实业，首先应当是中国的第一条自造铁路。
关于这一点，周醉天在他的书中是这样写的：“詹天佑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小学课本里《詹天佑》的课文第一段是这么写的：＇赞天佑是我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从北京到张家口这一段铁路，最早是在他主持下修筑成功的。这是一条完全由我国的工程技术人员设计施工的铁路干线。＇
“我认为，说詹天佑是我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说从北京到张家口这一段铁路是完全由我国的工程技术人员设计施工的铁路干线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说京张铁路最早是在他的主持下修筑成功的却有待商榷。
“负责任地说，京张铁路是中国人第一条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建造的铁路，詹天佑作为总工程师，负责设计施工等技术工作，功不可没，但说他主持就不准确了。主持建造这条铁路的，不是别人，正是袁世凯。”
京张铁路，见证了中国铁路事业的艰难，赞天佑在修这条铁路时，可以说干了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
火车经过青龙桥火车站时，不管青龙桥车站需不需要停都必须停下。因为到了那里后火车要往后倒一段路，才能继续往前走。
没有人认为在那个时候那里能修成铁路，因为很难解决降低高差缓和坡度的问题，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展线。
但詹天佑解决了这个难题，就是走了个之字，也就是一进一退。
那时候，从青龙桥火车站下车走着去下一个车站，人走路比火车还先到。
当然，我们说的是那个时候的施工和技术能力，放到现在还是事吗？修越龄隧道和特大桥就是了，只要肯花钱。
当然，要修一条铁路，光有技术是不够的。因为首先，修不修这条铁路，这是权力说了算。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就是得有投资，那可是个大数。
修新线铁路的人都知道，铁路线上的一个石渣，比东北人喜欢吃的水饺都贵。
要修这段铁路，这两个问题肯定不是詹天佑可以解决的。
而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是可以解决那两个问题的，事实上这两个问题却实是袁世凯解决的。
袁世凯办的第二个实业当属开办银元局、官银号等金融事业。
一九零零年，北洋机器局造币厂毁于同八国联军打仗的战火中，因此天津银根吃紧，物价波动，商业困难。
一九零二年袁世凯委任周学熙创办银元局。
鋳银元，铜元，以铜元代替制钱，银元代替银两，实行币制改革。
其后又开办官银号，发行银两票、铜钱票。这些措施对于天津市场的资金周转，对于方便货币的携带，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袁世凯创办实业的另一举措是倡办工业。一九零三年十月，他任用周学熙在天津成立直隶工艺总局，作为管理实业的官方机关。
工艺总局章程很明确，以提倡和发展工艺，以工业普兴，人人有自立之技能为目的。
工艺总局成立后，先后兴办了工艺学堂（后改名高等工业学堂）、劝工陈列所、教育品制造所、实习工场、劝业铁工厂、种植园、官纸厂等。成立工商研究所，举办仪器讲演会、工商演说会。
工业学堂主要是培养工业人才，设化学、机器、化学制造、绘图等学科，由英、日等外国教员授课。
劝工陈列所主要是把本省、外省和外国的产品，分类陈列展览。将本地产品同国外同类产品相比较，研究工艺、成本、销路、运费和包装等问题，随时讲解、实验，进行现场开导。
现场进行化学物品和矿产实验，推广制造工艺。搜集有关工业的书籍、标本、报告、新闻、商品目录，供工商业者考查研究。
教育品制造所陈列中外各种教育书籍、仪器、标本、模型、图表，供有需要的学校咨询和仿制。
实习工场为工业学堂学生实习之所，兼培养技术工人。
直隶工艺总局还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引导、奖励，努力推动工商业的振兴。发布相关文章，号召各界人士“同心努力，急起直追，或独出资创办工场，或糾合同志设立公司”，“推广工业，大辟利源”。
承诺：“一切开办之法，保护之方，莫不代为筹划，总以扶助成立为主义。”
工艺总局经常派出工业学堂的教员，工商业家到街头讲演，宣传鼓动，派遣劝工委员，分赴各地发动官绅合办工厂。
调查出产和工业情况，举办展览会。试办工业售品所，出售所属工厂产品。
办理寄售业务，打开销路。考核鉴定厂矿企业，好者给以奖励。
一九零五年评定模范工厂二十七家，一九零六年五十八家，颁发金奖牌三十八枚，银奖牌四十七枚。
还派人带领工徒前往湖北制麻局学习织造技术，赴江西景德镇学习制瓷，到日本考察造纸，织布工艺。……
袁世凯通过直隶工艺总局的积极努力，对天津和直隶的工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也兴办起了一批企业。天津市区一九零四年到一九零九年间，开办的工厂有三十三家，一九零三至一九零七年的四年多时间里，直隶一百五十多个府、州、县，开办工艺局、所、厂的达八十五处，资本总额库平银四十二万余两。
较大的企业，有机器造币有限公司、万益有限公司（织造毡呢等）、电灯有限公司、济安自来水有限公司、北洋劝业铁厂、实业工艺厂、北洋烟草有限公司和有当时名气很大的唐山启新洋灰公司。
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年产水泥二十余万，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建材企业。
在实业方面，袁世凯较大手笔还有滦州媒矿的兴办。
在袁世凯的任内，直隶民族工业还是得到了一定发展的。
袁世凯认为：“非讲求地利，振兴农务，不足资生计而裕度之。”因此，他在直隶总督的任内，也是很重视农业的，特别是植树造林。
在他的主持下，一九零二年在保定创立农务局和农事试作场。购买农业机器，聘请日本人楠原正三指导种植。
农务局附设农业学堂，主要教授蚕桑种植和糖、酒的生产。保定郊区二百多万株桑秧和小站四百余顷稻田，也归农务局经营。
该局还开展农产品评会，大力宣传种树的益处。在他们的努力下，那个时候，各州县对植树造林还是很重视的。
当然，最值得一书的还是大办新型教育。
随着国门的被打开，新思想，新知识不断的涌入，旧的科举制度的弊端越发显现。
废除旧的科举制度，已经提到了历史议程。
一九零三年十月袁世凯与张之洞联衔奏请递减科举中额，提出“专注学校一途”。指出“政治必赖于人才，人才必出于学校”，而科举阻碍学校的兴办，“科举一日不除，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
建议将各项考试取中之额按年递减，学政岁科试分二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以前的举贡，生员按照不同情况，令其分别入新式学堂、仕学和师范速成班学习，或另给其他出路。
引起清廷重视，谕令从丙午科（一九零六年）起，科举分三科减尽。
一九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袁世凯再次领衔，与张之洞、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端方联名上折，指出“危迫情形，更甚曩日，实同一日千斤”，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十多年后，人才始盛”，奏请立即停止科举，推广学校。
清廷立允，谕令从丙午科起，所有乡、会试和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从此，科举制度被永远的废除了。
科举制度的废除，为新式学校教育在中国生根开花，扫清了制度上的障碍。中国的教育，也就逐步的融入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