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像一个在乱世中游戏人生的人，他追求权势，但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他对哪个势力都没有真正的感情，冷眼看待天下的沧桑沉浮；他把施展才华看作一种乐趣，看着事件按照自己所预期的那样发展；你可以说他无情，但在那个时代，贾诩有理由选择做一个旁观者和唯美主义的权谋游戏者。
贾诩，身怀奇谋，胆识过人，阅历繁复，志节深沉。他的品质里也许有着种种别人难以企及之处，但就客观效果而论，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他难辞其咎。
当年陈寿撰《三国志》时，曾将贾诩与曹操手下最具威望的二荀（荀彧、荀攸）并列立传，引起了注家裴松之的不满。
此事见仁见智，若撇开道德威望，先注重影响世事的深度，则贾诩与二荀并列，并无不当。虽然贾诩常以汉室忠臣自诩，也确曾有功于皇上，但他显然更热衷于放纵自己天赋的谋士才华，而较少计较千秋功名。
在各路军阀此起彼伏的混战中，在汉献帝由长安到洛阳的奔命过程中，在东西二京的喋血杀伐中，我们都能看到贾诩的智慧。
董卓死后，司徒王允专权，王司徒只是一个碌碌之辈，而且不知体恤，滥开杀戒之弊，他刚刚上台就杀掉了当时的文豪蔡邕。
王允若本着首恶既除，协从不问的态度，则董卓手下部将李傕和郭汜这两个手上握有兵权的家伙便会归化朝廷，如此，因讨伐董卓而起的关东诸雄不知旌麾何指，也可能权且罢兵。
中国历史在步入这一章时，虽然会略嫌平淡，但于国于民，实属大幸。刚愎无用的司徒王允，对李傕、郭汜下达了追杀令。
只有3000飞熊军的李傕、郭汜等本来也想认命了，他们决定解散部队，自己再分头向大西北逃亡。如果这样的话则王允虽然极为不明智，却毕竟没有种下恶果，东汉政权暂时还能迁延些时日。
贾诩恰恰在此时发表了一下宏论，让李傕、郭汜打破长安城池，王允被戮，吕布出逃，尸遍长安。据说，董卓初死之时，三辅地区百姓尚有数十万户，经过李傕、郭汜的放兵劫掠，仅仅两年间，民已“相食略尽”，好一片凄惨。
一计可以危邦，片言可以乱国，正贾诩之谓也。他侧身在杀人如麻的强盗身后，貌似蔼然文士，一面犯下滔天奇罪，一面又能成功地躲避千夫所指，这份能耐，孰能及之？
你看他以一介游士的身份闪身在某个诸侯说计道谋，甚至敢让曹操甘拜下风。他年轻时曾被人评为“有良、平之奇”，初时察孝廉为郎。
后因疾病辞官，西还至汧，道上遇见氐人（游牧民族），和同行的数十人皆为他们所抓，贾诩便骗他们说:“我段公外孙也，汝别埋我，我家必厚赎之。”
当时的太尉段颎，因为久为镇边大将，所以威震西土，因此他便假称是段颎外甥吓唬氐人，氐人果然不敢害他，还与他盟誓后送他回去，其馀的人却都遇害了。
史称贾诩此举是:“权以济事，咸此类也”，这个“权”字，用得颇为妥帖，贾诩是深不可测的。让强盗俯首帖耳，单靠智慧肯定于事无补，靠胆量也过于笼统，贾诩身上同样洋溢着一股霸气。
诚如伏波将军马援所言，“方今之世，不但君择臣，臣亦择君”，作为中国历史的“后战国时代”，三国士大夫的择主标准，与天下辐裂的先秦知识分子本无不同，故荀彧、郭嘉、董昭等谋士纷纷弃袁投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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